她身穿一件鼠灰色的开领风衣，头戴帅气的贝雷帽。金色的锤子和卡尺，以90度的姿态交汇在红色帽徽之上。一台可以查询电子票的交互机，和一只贴在风衣左侧的“RZD”臂章，暴露身份的同时，也使她变得愈加英姿飒爽了——此时的她，左手握着我的护照，右手叉腰。在仔细核实完资料之前，她会像守卫圣杯的圆桌武士那般，绝不允许我靠近那座红灰色涂装的MECT36车厢。
她是113次列车13号车厢的乘务员，一个教科书般的“俄铁大妈”。也有人表示反对，奚落我说“人家也就比你大个几岁吧”。这并非重点，我们只是再也遇不到丹娅和娜迪亚了。不是所有的人去都会楼空，正如不是所有列车都会在前苏联国旗从克林姆林宫落下的那一刻搁浅。
太平洋火车站前的113次列车
大卫·鲍依的红色列车
然而丹娅和娜迪亚是谁？故事差不多要从半个世纪前开始讲起了……
1973年，完成了“Ziggy Stardust”的世界巡演后，大卫·鲍依从日本搭上了一艘苏联邮轮，前往纳霍德卡。在这艘与契卡（KGB前身）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同名的夜航船上，摇滚歌手穿过了黑暗无边的日本海，也穿过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一个红头发的怪人，在甲板上唱起了《Space Oddity》，尽管那些喝得烂醉如泥的苏联人，并不知道Major Tom是什么鬼，但这并不阻碍他们一起彻夜狂欢。
鲍依去纳霍德卡意欲何为？答案是坐火车。他毫不避讳自己讨厌甚至害怕坐飞机的癖好，于是随行团队做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他们要取道9288公里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辗转返回伦敦。在纳霍德卡，他登上一辆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火车。于是可以容纳四名乘客的Kupe二等包厢，成为他一展“把妹技巧”的猎艳场。丹娅和娜迪亚，正是被他俘获的两名“苏联坚果”。关于她们的身份，存有两个版本：一是女列车员，二是同一包厢的乘客。但不管发生了什么，真相恐怕只有鲍依一个人知道了。
如您所料，这趟从纳霍德卡开往哈巴罗夫斯克的列车，正是今天我们乘坐的113次列车。在这一刻，没有谁能够阻挡它沿着日本海披荆斩棘。翻滚的浪花不能，紧闭的车窗也不能。就像黑铁一般的远山，仍旧无法遮挡霞光女神高贵的头颅那般。它们营造出的大自然幻象，让阿斯塔菲耶夫和萨夫拉索夫等人啧啧称奇，45年来的故事从此一扫而光——SZD（苏联铁路）摇身一变为RZD（俄罗斯铁路），大卫·鲍依也去外太空寻找Major Tom了，但113次列车步履不停。
俄铁大妈
寂静之地
先前的俄铁大妈，正站在车厢过道的尽头，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无需星凯的翻译，从她的肢体语言中，我们大概明白了她要表达的内容，无非是“开水在这头厕所在那头”之类的。看到她如此意气风发，不由地想起传说中的丹娅和娜迪亚。她们应该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吧，不知道现在过得好不好。
车上安静地如同恐怖片《寂静之地》里的小镇。只有一些乘客翻阅报纸时发出的窸窸窣窣声，像黑暗中的微光，为死气沉沉的车厢注入了一缕生机。是他们太关心国家大事么？显然非也。能让花臂大叔和壮硕大妈一同沉溺于报纸上这些方格的，是一种类似填字游戏的挑战。在预防老年痴呆的世界性难题上，大家都有各自的法宝。与那些用打麻将来开发脑力的中国大叔大妈相比，俄罗斯人还是更擅长自给自足的娱乐方式。
填字游戏仅仅是其中之一。隔壁铺位有个穿橙色外套的大姐，倚靠在车窗前，悠然自得地织着毛衣。有趣的是，她连脚上的袜子也是荷兰橙色。坐她对面的女人，则一脸严肃，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敲敲打打，似乎在处理什么急事。“居然是外星人的本子”，老莫惊叹道。外星人也好，织毛衣也罢，总而言之各自沉浸在各自的世界中，互不侵犯，互不打扰。唯一打破这片寂静之地结界的，是隆隆前行的车轮，它们仍旧不厌其烦地撞击铁轨的交界处，并发出哐当哐当的工业噪音。
我们围坐在一起，开始享用超市里采购的食品。我和星凯选择了一种鸡肉类的压缩罐头，是现役俄军的一款口粮。俄铁大妈恰好路过，她手指着罐头，摇了摇头，旋即离开。不祥的预感顿生，它就像一部被事先剧透的烂片。与难吃相比，一种期待值的幻灭更让我沮丧。好在还有金枪鱼罐头，尽管它折合人民币只有四块多钱，却还是令舌尖无比愉悦。
一名女警察提出检查我们护照时，列车正从阿尔乔姆缓缓离开。距离乌苏里斯克越来越近了，这节死鱼一般的车厢总算迎来了些许水花。她似乎很有礼貌，认真记录完我们的个人信息后，微笑着将护照奉还。我们必须要感谢一下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它让无数外国游客受宠若惊的同时，更让警察和列车员同志降低了罹患面瘫的风险。
东方的日出
夜半时分，113次列车将我们丢在冰冷的乌苏里斯克站台，然后头也不回地沿着中俄边境，朝乌苏里江的方向驶去。彼时的火车站，还在秋风中打鼾。翌日清晨，当我们穿越天桥时，它已变得血气方刚，在和煦的阳光下充满干劲。天桥之下，西伯利亚铁路像一条银光闪闪的长河，把乌苏里斯克火车站和乌苏里斯克机车修理厂分割在两岸。
遍地废弃物的机车修理厂
在俄罗斯，但凡稍微有些规模的火车站附近，总有一座架设在层层铁道线之上的天桥，以方便乘客来去。天桥造就了一个相当开阔的视角，人们能够看到来来往往的火车，客观上推动了他们对这种钢铁怪兽产生兴趣，也有利于培养出一些铁道迷或者热爱火车的人群。我们在天桥上流连了好久，这其中不断有俄罗斯人驻足观望，但大多数都是在看火车，而不是“看看这群奇怪的亚洲人在看什么”。
法国作家泰松曾调侃俄罗斯人说，“他们宁可用一台拖拉机的发动机去装饰房屋，也绝不扔掉任何废弃物。”对于这一点，我想乌苏里斯克机车修理厂的那些生锈的机车转向架和柴油发动机，会眼含热泪表示赞同。此刻，它们正在脚下堆积如山，比纳霍德卡的汽车墓地还要壮观百倍。不仅是废弃物，连二手货他们也趋之若鹜。大街上那些丰田铃木的日本右舵车自不必说，甚至连乌苏里斯克机车修理厂巨大的龙门吊，也教我们几个中国人迷一般的尴尬。“新乡市中原起重机械总厂有限公司”这15个汉字，高悬在这台龙门吊的主梁之上。整个乌苏里斯克的俄罗斯人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这些如天书一般神秘莫测的东方符号。
来自中国的龙门吊
熟悉历史的人都明白，乌苏里斯克属于中国“旧地”，曾被唤作双城子。不过与海参崴被粗暴地改名为“征服东方”（符拉迪沃斯托克）相比，针对这座城市的命名，俄罗斯人却选择了相对本土化的“乌苏里斯克”。乌苏里是满语，意为“东方的日出”。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署，中国失去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彼时的双城子，被称为“尼古拉斯科耶”。19世纪末，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的先后修建，双城子作为一座铁路枢纽城市，逐渐繁华了起来。有趣的是，在它最终成为“乌苏里斯克”之前，还曾和一位苏联元帅的荣辱息息相关。
1935年，伏罗希洛夫荣膺苏联元帅。与他一起从斯大林手中接过“元帅星”证章的，还有布柳赫尔、布琼尼、叶戈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除了他和布琼尼，其他三位元帅后来都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中。同一年，双城子被改名为“伏罗希洛夫市”。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去斯大林化。无数只斯大林的脑袋从铜像上滚下来，无数座“斯大林格勒”重获原名。几千公里外的“伏罗希洛夫市”也不能幸免，从此被更名为乌苏里斯克至今。而伏罗希洛夫也就此失势，逐渐退出了苏联政坛。
涂鸦火车
把鲜花别在朝鲜卫兵的帽檐上
从乌苏里斯克站的售票厅走出时，几个人脸上都挂着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情。我们买到了一张有特殊意义的火车票，尽管兑现这趟行程的条件太过苛刻。652次是一趟由乌苏里斯克始发的列车，它一路南下，途经普里莫尔斯基，掠过阿穆尔湾，一头扎进图们江北岸的小城哈桑。哈桑是一座神奇的小镇，它与中国珲春的防川村领土接壤，又与朝鲜的“豆满江”站隔江相望。有趣的是，“豆满江”也是朝鲜语图们江的音译。
我们手里捧着的，正是652次国际联运列车哈桑——豆满江区段的火车票。它本是一张货真价实的，能够带我们前往朝鲜的火车票。但由于朝鲜并未开放中国游客的自由行，所以它变成了一张“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废纸。然而，我们并不认可它是废纸，否则也不会花198卢布把它从售票员大妈迷惑的眼神中拯救出来。我们将视若珍宝，以收藏爱好者的名义，让它的余生在装帧精美的票夹里度过。
当然，谁也不能阻挡我们手捧这张车票，假装坐火车去朝鲜。这是发生在脑海里的铁道旅行，它可以以天马行空的方式尽情宣泄，你甚至可以想象把鲜花别在一脸严肃的边境卫兵帽檐上。你唯一需要遵循的是11月22号的出发日期，以及18号车厢007号的座席，这样才会更具仪式感。
哈桑开往豆满江的652次国际列车车票
一枚CCCP时代的硬币
曾经有一部叫做《民主德国在79平方米房间里的延续》的电影。别被这些冗长的字眼给欺骗了，它的另一个名字《再见列宁》可是很多人耳熟能详。当柏林墙轰然倒地之后，丹尼尔布鲁赫饰演的男主角，却用一系列的善意谎言，让他的妈妈相信东德仍是一个国家。在乌苏里斯克的旧货摊上，我们戏剧性地邂逅了一枚来自CCCP时代的硬币。这让我们确信，苏联在一个不足5平方厘米的世界中继续存在着。
摊主是个身材高大的老人，头戴一顶卡其色的画家帽，似乎腿脚并不十分灵光。在一堆螺丝刀、扳手和卷尺营造的表象之外，我们发现了这些摆放在盒子里的苏联钱币。随手抄起一枚5戈比的硬币，正面刻着KONEEK的单词，底部则标有发行时间。翻开背面，那个被时光封印的世界，才真正在眼前铺展开来：苏联的镰刀锤子国徽，和CCCP四个字母，像一个黑色的玩笑，更像某种宣誓。
我曾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多次与这种“苏维埃式的倔强”狭路相逢：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我亲眼目睹售票员大妈打开了一本红色封面的列车时刻表，上面的CCCP四个大字清晰可辨。甚至一天前，我还在纳霍德卡的小邮局里找到了一尊刻着苏联国徽的深蓝色邮筒。完全无须苛责俄人粗枝大叶，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而言，这些被时代变革忽略掉的小小物件，在今天看来更像一只只小小彩蛋，等待着他们去发掘。
拿这枚5戈比的硬币为例，你不但可以以50卢布的价格将它们据为己有，还可以依照喜爱的年份玩文字游戏。我故意收藏了两枚：一枚是1980年的5戈比，我出生的那一年；另一枚是1991年的5戈比，苏联解体的那一年。于是，这短短的11年，成为我所亲身经历的“苏联时代”，极富纪念意义。
各种有趣的汽车摊头
乌苏里的秋天
有个不一定对的发现：但凡一个俄国城市中的“亚洲脸”分布较多，这个城市懂中文的人比例便会越多。尽管这些亚洲脸，可能是蒙古脸，也可能是朝鲜脸，不过在傻傻分不清楚的俄罗斯人面前，它们最终都将归结为两个字：“你好”。和那年在乌兰乌德如出一辙，行走在乌苏里斯克的街头巷尾，总有热情的年轻人丢下一句“你好”之后，像一阵风般疾速离开。只有一次例外，发生于我们从汉堡王撤退之时，一个看上去只有13、4岁的女孩冲我们大喊“考你吉娃”，然后吃了身后同伴的重重一拳。“人家明明是中国人好不好？”借助懂俄语的星凯，我们得以目睹了一出好戏。
为取悦中国游客也是拼了
这是一座活力与萧条兼而有之的城市。因为拥有远东地区的几所高等学府，街上总是充斥着年轻面孔。另一方面，城市基建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废弃的建筑比比皆是。在多拉公园，我一直注视着两匹红色的小马，孤独地在我眼前旋转了30多圈，没有一个顾客。这让身边那个拿着遥控器的中年人，显得有几分悲情。夜晚时分，从一座门口有个老虎雕像的超市采购完毕，悲情又一次加重。这次换成一个伤心欲绝的女孩，她趴在另一个女孩的肩上，大声啜泣着。不多时，一辆日本二手车疾驰而来，一个男人冲出来，紧紧抱住了伤心女孩。汽车并未熄火，里面的音乐有些劲爆，女孩把酒灌入口中，就这样与生活和解。没有什么事情是一瓶烈酒解决不了的，不管是乌兰巴托的夜，还是乌苏里斯克的夜。
然而，这终究不是一座悲情城市。10月初的乌苏里，遍布着金黄色的浪漫。和它在这样的季节相逢，总有种一晌贪欢的不真实感。漫步在社区公园中，树叶在脚下沙沙作响。机车修理厂120周年庆的海报，仍挂在广告灯箱里，没人在乎它已经失效了三年。与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卫国战争勋章相比，三年又算什么。“谢谢你爷爷，我爱你”，这是短暂的乌苏里斯克两天所见到的最动人告白。它与爱情无关，与爱有关。
而我更愿意拎着一瓶超市里买的塔尔卡，一种来自西伯利亚地区的伏特加，庄严地站在一台Yel-629号蒸汽机车面前，听听那些尘封在岁月中的故事。它来自100年前的大洋彼岸，地道的美系血统。经历了一战、红白内战和二战，甚至还有一部分来到了中国，在中东铁路上策马奔腾。一个遛狗的男孩，从它红黑相间的五个大轮子下悄悄走过，安静地坐在不远处的木制长椅上。在另一头，同样有个怀抱小狗的阿姨，靠在长椅上休憩。他们太规矩了，让人不禁怀念起“中国式遛狗”：彼此的主人未必相识，狗却一定会厮磨在一起。
搭乘开往东宁口岸的大巴回国前，星凯执意要去“再会”一下卖硬币的老人。他心中还有最后一个疑团，而答案显然令双方皆大欢喜。他猜对了老人乌克兰族的身份，老人也因为一个中国人猜对他的身份十分开心。而我决定再买几个苏维埃时代的硬币，来给这趟远东之行收个尾：一来，它真的很廉价；二来，和一个不复存在的国家，一段消逝的历史相比，它简直就是无价之宝。
乌苏里的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