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雨说》 解读《雨说》

《雨说》不是作者在说雨，而是雨自己在说，向孩子说。雨成了一个人，有了灵性。
《雨说》是一篇雨的絮语，更是一曲春的赞歌。
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干旱严冬的景象。
田圃在严寒和干旱中，冷冻了，种子被禁锢；
牧场在严寒和干旱中，枯黄了，牛羊无法放牧；
鱼塘在严寒和干旱中，水越来越浅了，鱼儿已不能自由游动；
小溪在严寒和干旱中，已听不见潺潺的流水声。
四月，按农历算，应是阳春三月了，而冬寒不去，春温不来，不见雨的踪影，真是让人久等
了啊！真是“群情尽望春”啊！真是“大旱之望云霓”啊！
“久旱逢甘雨”，过去曾被称为人生四大乐事之一。雨，终于来了，是甘霖普降啊！没有电
闪雷鸣，亦非风狂雨横，只是如丝的细雨，微雨，脚步轻轻，细语温声，用贯通、弥漫于两间的
爱心，湿润着大地，亲吻着、抚慰着每一个孩子，在干渴和寒冷中生活过来的孩子。
雨，是春的使者，带来春的信息，开启了一个新春的季节。
少不更事的孩子们啊！不要惊诧，更不要害怕。不要撑起雨伞抗拒我，不要关上门窗放下帘
子谢绝我，不要忙着披蓑衣、急着戴斗笠防备我。我是到大地上来亲近你们的，我是四月的客人
带来春的洗礼。让我亲一亲吧，跟我一起去看一看春天的新世界吧。
那是一个新的世界。那是一派春回大地的景象。
田圃还是原来的田圃，但，泥土将润如油膏了，种子会发芽；
牧场还是原来的牧场，但，草儿将复苏了，牛羊又可在这里牧放；
鱼塘还是原来的鱼塘，但，水暖了，水深了，鱼儿自由自在了；
小溪还是原来的小溪，但，重新欢唱了，还有村妇来洗衣裳。
春，是温热，是生命，是希望，是不可遏制的活力，是蓬勃向上的精神。
雨说，他来自遥远的地方。但是他一下子就和孩子们拉近了距离，因为他也曾是一样爱玩的
孩子。不过他是幸运的，他是在白云的襁褓中笑着长大的。中国大地上的儿童，也都应该笑着长
大啊！他们应该有笑着长大的权利。
然而他们的童年是在冰封江河、寒凝大地的严冬里度过的，那是一段没有笑的日子。
现在一切都不同了。雨，接引着春天到来了。是可以笑，而且应该笑了，应该勇敢地笑了。
是不会吗？是不愿吗？是不敢吗？雨要教你们笑。
你看，杨柳在雨中笑了，笑弯了腰；石狮子在雨中笑了，笑出了眼泪；小燕子也在雨中笑了，
笑斜了翅膀。
你听，旗子在细雨中竟然笑出了声，哗哗啦啦地。这是春天的声音。你们也要勇敢地笑啊，
你们的笑是大地的希望。
雨说，他来了，就不再回去，而当你们自由地笑了，他就快乐地安息。雨安息了，但他的爱
心长存。日后在收获季节品尝成熟的苹果的甜美时，记住，那是雨的祝福的心意。
多好的一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啊！
作者郑愁予，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名作《错误》《水手刀》《如雾起时》等诗，
曾倾倒台湾众多读者。他的《错误》一诗，特别是其中的“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
归人，是个过客”两句，在台湾诗坛和文学青年中，家喻户晓，耳熟能详。
郑愁予的早期诗作深受我国古典文学传统诗词影响，构思巧妙，意象鲜明，语言与技巧虽常
由旧词曲转化，却兼有传统词曲的优美和现代诗的新颖。20世纪50年代曾加入台湾“现代派”，
并被掌门人纪弦誉为“青年诗人中出类拔萃的一个。”但即使在他的创作风格转向西方现代诗的
诗风时，他仍强调西方技巧和中国传统精神的结合。到70年代，他和台湾的一些知名的现代派诗
人一样，又在新的基础和层次上回归传统。
《雨说》一诗中古典诗词的融化和影响，明显可见。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我们会联想起杜
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细雨鱼儿出，
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兴》），王维的“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送元二使安
西》），韩愈的“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陆游的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以及僧志南的“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绝句》）等传诵古今的名句。
传统对郑愁予的影响，远不止此。他曾经强调，在诗里表现的“敦厚”“任侠”这两种情操，
是属于传统的。我以为，在他的诗里，“敦厚”就是诚恳，就是朴实，就是宽容，就是厚道，是
对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任侠”就是声张正义，就是打抱不平，就是反对邪恶，同样是对
生命的悲悯，对人的关怀。这就是郑愁予诗中的传统情操。这在《雨说》一诗中特别醒目。他对
冬、对春、对雨、对孩子的态度，处处可证。他执著于“敦厚”和“任侠”，说明他终于是一位
入世的诗人。
因此《雨说》一诗，就不仅仅是一首优美的抒情诗，而且还有着值得探讨和回味的深层含义
在。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的古老传统。山水诗在中国古典诗词里占有很大数量，但常常是不
仅写景，同时抒情，而且多有别具怀抱、意在言外者。即如《错误》一诗，也非一般的春景、闺
怨，而是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从戎，诗人随母逃难时深刻感受的折射。春夏秋冬，风云雨雪，本是
自然现象，诗人骚客却常常借为比喻，发为象征，或感沧桑之巨变，或叹人生之无常。伤春、悲
秋之作多有，其实春有何伤，秋有何悲，进入人的感情世界，心情不同而已。例如“大旱之望云
霓”，本是人们对自然的祈求，但在《孟子》中却借喻为苦难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迫切心情。那
么，《雨说》里极写冬之干旱，极写盼雨之情，岂不就是“若大旱之望云霓”么？而极写雨后的
春回大地，勃勃生机，欣欣向荣，岂不就是对“及时雨”的赞颂么？人们记得，1978年冬，在中
国大地上，是有过一次人们渴望已久的政治“及时雨”的。联系此诗作于1978年后的1979年，并
特别注明是“为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儿童而歌”，我们是不是可以感到诗中众多比喻可能具有的
关怀祖国前景、情系祖国命运的象征意义呢？诗中的乡国之思是隐然可见的，我以为。
1966到1976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给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新兴的国家带来了深重灾难。
曾是海外“保（卫）钓（鱼岛）”爱国运动积极参加者的郑愁予，不可能对此无动于中。在诗人
笔下没有直接涉及“文革”的诗作，但他1966年写了赞颂国父孙中山的《衣钵》一诗，强调了孙
中山的民主思想、革命精神和统一中国的理念，并认为统一是和平的第一义。而诗人自许为“第
三代的献身者”，是“传接您的衣钵的人”。他后来在自撰《年表》里指出，1966年“大陆开始
文化大革命。与友人等在‘心战总队’阅读资料，咸表愤慨，适值孙中山先生百年冥诞，乃以
‘民主’为寓意，挥泪作长诗《衣钵》”。1972年在爱荷华他还作有《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
一诗，诗中重点描绘了“集九秋于一身的大枫树”，其红色如燃起“连天大火”。诗人担心“红
砖夹隙间”的“几株小草”，面临“秋盛的大火”，“能过冬否？”诗人在1984年修改和订正此
诗时，写有“追记”云：“住爱城五年，正值中国大陆上进行着文化大革命，红光亦照到爱城来，
不免有一些向往红色生涯的附和者，写这首诗以大枫树作为警谏。”那么，如诗人所说，《衣钵》
源自对“文革”的愤慨，《秋盛，驻足布朗街西坡》暗喻对“文革”的忧虑，则《雨说》是否就
可说是对“文革”结束、新时期到来的赞颂呢？这三首诗简直可说是郑愁予的“文革”三部曲，
但愿我不是穿凿附会。
郑愁予曾说：“诗是写给‘二己’，一是‘自己’，一是‘知己’。诗人，当完成一首诗，
常会在置笔的顷刻有些满足感，别人难以分享，这便是诗是写给‘自己’的初衷。但是一经对外
发布，则必然引起反应。如有幸引起读者的共感，便就是诗也是写给‘知己’的原因了。”（
《诗创作观》，载《中华新诗选》，台湾文史出版社）《雨说》一诗写于十年“文革”的严冬方
才过去两年的时候，那时的孩子恐怕难以读到此诗。不过当时的孩子，现在正当“而立”之年，
如能读到此诗，肯定会有共感，并和诗人互相引为“知己”了吧！